如何反思８０年代？
　　李新宇
　　在近几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反思８０年代”成为一个热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该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反思是一种必要的矫正机制，文学创作与研究若要健康发展，就应该有不断的回顾与反思。然而，近几年的反思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却常常令人疑惑，而且不能不认真思考、严肃对待了。 
　　一、谨防为“文革”招魂 
　　自从８０年代文学匆忙收场之后，就一直存在着一种以反思的名义否定８０年代文学的现象。在近几年对８０年代的反思中，这种现象可以说愈演愈烈了。而且，在其本来相当老化的队伍中，增加了一支新生的力量，正在以新的武器对８０年代的文学与文化进行着否定。８０年代的文学并非神圣，当然可以否定。而且，作为刚刚从禁锢中解放出来的文学，它的起点很低，水平不高，作家们认识生活的能力和表现生活的技巧都存在许多局限。但值得注意的是，眼下的否定者似乎对这些缺点不感兴趣，而是集中力量否定８０年代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与此同时，则努力寻找资源，试图重新建构那段历史的正面形象。这种现象在当今文坛上虽然还不占主流地位，但在某些刊物、某些院校所掀起的，却不只是“杯水风波”。 
　　在反思８０年代文学的旗帜下，一些人开始质疑８０年代文学的真实性。他们认为８０年代的文学服务于新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社会转型的需要，把文革十年描写得一团昏暗，结果是歪曲了历史。他们认为文革结束后出现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等潮流中出现的作品对生活的反映并不真实。比如《班主任》、《伤痕》、《在小河那边》、《我应该怎么办》等作品，包括《冬天里的春天》和《芙蓉镇》，都是想象和虚构的结果，并非生活的真实反映。那个时代的悲剧性被这些作品夸大了。在一些人看来，文革期间受冲击的主要是走资派干部和知识分子，而工农大众的社会地位和日常生活并未受到多少影响。所谓悲剧，所谓伤痕，只属于一少部分人，而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以这一少部分人的目光观察和表现生活，却把结论强加给那个时代，因而把生活描写得一片昏暗。 
　　与此同时，这种批评还涉及评价生活的尺度问题。几年之前，就有人批评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认为像李铜钟那样的人物，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是犯人，违反党纪国法，理应受到惩处，小说不应该把他写成英雄。现在，这种思维已经被不少人接受，并且扩展开来，对一系列作品进行重新评价。比如，有人认为，刘心武的《班主任》不应该将谢惠敏那样的思想品德放在被质疑和否定的位置上。有人认为，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和陈奂生并不能代表那个时代的农民。有人认为古华对胡玉音与王秋赦的处理在情感倾向上是有问题的。总之，大量作品的“拨乱反正”都过了头，否定了不该否定的，肯定了不该肯定的。甚至使一些美好的东西和崇高的情感受到批判，使穷苦大众不再受到同情，从而颠覆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传统。 
　　一些人指责１９８０年代文学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对“封建专制主义”、“新蒙昧主义”和“现代迷信”的指认很不以为然。因为在他们看来，文革是一场现代化运动，当时的领导人对现代化的追求并不亚于后人。他们认为文革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所谓“反现代性”，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所以，所谓“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就是探索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因此，８０年代把文革称为“浩劫”，称作“恶梦”，看作“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文学则积极配合这一切，是很不应该的。 
　　在对８０年代的反思中，不少人对“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和“重写文学史”的努力进行了批评。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颠覆的过程，也是一个取代的过程。在他们看来，“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是要把一个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叙事硬套在中国现代史的头上，用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来驯服中国现代历史。“重写文学史”看上去是反对政治标准而强调文学性，实际上却明显地受到政治的规划，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因为它显然排斥左翼文学实践和不同的现代性。 
　　在指责８０年代的同时，一些人试图重新肯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也许与“红色经典”的热炒有关，在一些人看来，从《三里湾》、《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