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8800字。百姓的苏东坡
　　苏东坡一生为官四十多年，最小做到团练副使、参军、别驾（通判），最大到双学士兼尚书，可以说始终是个官员，他的朋友也从最卑贱的妓女、僧道、村妇、弃婴到宰相、皇帝、皇太后，地位跨度之大，古今罕有其匹，但在人们的心目中，苏东坡是妇孺皆可谈论的朋友。有一件事始终躁动在我的心底：二○○六年夏季我去宜兴，有幸观瞻了苏东坡的一处田产，由于没找到管理处的人，只好在大门外绕行了半周，大门边即是民房，两个老妇人正在翻晒谷物，见我扒着门缝往里张望，便热情地向我介绍。她们一张口，我便大吃一惊——这两个连自己名字都未必认识的村野老妪，说起苏东坡来竟然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事后我很感慨，这一千多年来，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老百姓这样与他亲近呢？探讨苏东坡的思想和人格，我们也许能稍释疑惑。 　　一、果能活人无贵贱，但能益世何不为
　　不能说北宋是个腐败的朝廷，更不能说北宋的文人不幸，相反，北宋是个文人最受宠爱的时代，也许正是这个宠爱，引发了文人历史使命感的此起彼伏，也就政见纷出，党争不断。尽管许多都不是个人利益之争，却使一批批的名宦大儒跌宕浮沉如狂风中的一片树叶。
　　然而，苏东坡还是不幸，不幸的是他生活在北宋最激烈的党争旋涡里，更不幸的是苏东坡不会（也许是不屑）明哲保身八面玲珑，他为官四十几年，倒是有三十多年是在各个州府。他从中国版图大西南的四川眉州出发，最东到达惠州（今广东惠州），最北到达了定州（今河北定州），最南到达儋州（今海南儋州），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真是“身如不系之舟”而他即使在这样的风雨飘摇中，也是真正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儒家所倡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没能做到，他是无论穷达都在兼善着天下，从他做官的开始，就没明白什么叫职权范围，根本不理会什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他最初的官职是凤翔签判，不过是个负责监督太守的职位，是北宋特有的、与太守一同签字使文书生效的一个官职，可以算个如今的纪检委书记吧，他却忙得不亦乐乎，时遇大旱，他又是写祈雨文，又是亲自捧水祷告，甚至上表朝廷请除弊政，俨然他是负责一方生灵的凤翔府太守。而真当了太守，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杭州太守时，他带领军民铺设竹管、陶管，引西湖淡水给海边的以苦咸水度日的百姓，他疏浚西湖以保存更多的淡水，将清出的淤泥堆叠成大堤——正当苏东坡豪情满怀地想大干一番的时候，灾荒却找了上了门来（似乎灾年总让他遇上，或许是别人遇上了也不上报朝廷），虽有提前准备，真到了这水旱不均、粮米难继的时候，仍然显得杯水车薪，他放下工程全力救灾，半年之内急如星火地连上七表，呼吁朝廷拨粮款赈济，连拨来修缮官衙的款项也被他换了薪米分给了灾民。元佑六年，他又出知颖州，除夕夜登上城墙，见饥民扶老携幼在深雪里跋涉，苏东坡五内如焚，六神难安然，一夜无法入睡。也许是一夜没睡的成果吧，这次他动了一个心眼儿，天一亮他就找来一个皇族的官员赵令畴，让他帮着想办法救灾，那个皇族官员提议取官仓粮米、用酒坊的薪柴，煮粥救民（他这就不算私开官仓了）。他见不得百姓这样过这个新年。
　　即使被贬成惠州的一介草民，他还向时任提刑官的表兄程正辅写了一封雄辩滔滔、言辞峻切的长信，指斥官府变相地勒索农民，要求即刻停止这种做法。这个时候他与这个表兄的关系并不怎么友好，他是厚着脸皮走这个后门的。说起来苏轼走的“后门”还真不少，他知道皇太后对他宠信有加，就走了好几次皇太后的后门，不是要钱就是要求免除贫民的欠款，而且多数都奏效了，但到了自己的事，即使饿得煮食猪都不爱吃的苍耳来果腹，他也没走过类似的后门。也是在惠州，他看到老弱病残舟行不便，倡议在西湖上修两座桥，此时的他已经再也没有可捐的钱了，就捐了一条犀角装饰的腰带，倒是动员苏辙的妻子捐出了她身为宰相夫人时受赏的金银器物，看来，与苏东坡这样的人成为一家，是注定要得之于朝廷，而用之于人民的了。
　　苏东坡只在登州做了五天的知州，却上了两个奏章，很有见地的《登州招还议水军状》让皇上停止了损不足而奉有余的调兵，《乞罢登莱榷盐状》结束了登州百姓食盐低价入官、难以糊口、十室九逃荒的历史，苏东坡走后，登州百姓设祠纪念这位为民请命的好官，至今的蓬莱百姓中，还将“五日登州府，千载苏公祠”的故事，向所有热爱苏东坡的人热情相告。
　　知徐州时，正赶上黄河的大洪水，徐州城被围，他亲上城墙护守，几十天不回家，劝阻想弃城逃亡的人：“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终于保住了被围困了四十五天的徐州城，当他迁任湖州太守时，百姓夹道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