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中书牍类文体解说通用

约6020字。书牍类文体解说
　　作者：吴承学　刘湘兰
　　在交通不便利的古代，书牍是人们交流信息时用得最广的文体。如《后汉书•蔡邕传》曰：“相见无期，唯是书疏，可以当面。”江南有古谚语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形象地说明了书牍文体的重要性。
　　先秦时期，制度疏阔，君臣之间往来的文书，统称为“书”。至秦汉时，国家典章制度趋于严密，君告臣的文书称为“诏令”，臣言于君则属于“奏议”，唯有同辈平行交往的文书，才依然称为“书”。如吴讷《文章辨体•书》曰：“近世臣僚上书，名为表奏；唯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刘师培《〈文章学史〉序》认为“有由下告上之词，则为奏疏；有同辈相告之词，则为书启尺牍。”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也说：“书牍类，同辈相告者。”可见，书牍类文体主要指称那些平行公文或同辈之间往来的书信。
　　前人对此类文体有“书记”、“书说”、“书牍”等提法，其内涵略有不同。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曰：“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其涉及的文体有书、奏记、奏笺、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共二十七种之多。姚鼐将此类文体称为“书说类”。其《古文辞类纂》认为战国士大夫的当面游说论辩之辞与书信上的文辞具有相同性质，因此他将那些游说之辞也纳入此类，与“书”体并行。姚鼐的这个观点值得商榷。严格来说，游说文辞是一种口头表达，且带有明显论辩性质，归入“论说类”更为合理。如刘勰《文心雕龙•论说》、郝经《续后汉书•文艺》、吴讷《文章辨体》、黄佐《六艺流别》等文体著作都将战国策士的游说之辞作为“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论”并行。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也将“说”体排除，突出具有私函性质的书信体和公牍文书，称为“书牍类”文，并将此类文章分为书、启、移、牍、简、刀笔、帖等文体。清末吴曾祺的《文体刍言》对书牍类文体的界定沿袭曾氏之例，不过他对书牍类文体分目更为细致，列有书、上书、简、札、帖、劄子、奏记、状、笺、启、亲书、移、揭等，约为十四种。今择其要者略述于下。
　　书
　　自汉代开始，书具有比较具体的文体意义，但是其内涵很丰富。扬雄《法言•对作》说：“夫上书谓之奏，奏记转易其名谓之书”，说明汉时作为上行公文的奏记也可称书。“书”更多是指亲朋旧友之间往复的信函，此类文体又有许多别名，如尺牍、启、简、笺、札等。
　　关于书的起源，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任昉《文章缘起》认为书始于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郝经据《左传》记载，鲁成公七年，楚国的子重、子反杀死了申公巫臣的族人，巫臣从晋国写了一封书信给子重与子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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