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23小题，约12160字。

　　衡水中学2011-2012学年度高二年级上学期一调考试
　　高 二 语 文 试 题
　　注意事项：本试卷分第I卷（阅读题）和第Ⅱ卷（表达题）两部分，试卷共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涂卡时请按照题目的顺序依次来涂。
　　第Ⅰ卷（共67分）
　　阅读下文，完成1-3题（共9分，每小题3分）
　　敬畏之心与文化自觉
　　古人对文化什么态度？用现代的话说是有点“文化至上论”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就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意思是说文化、文章、文采太重要了，它是与“天地”一起诞生的啊。而且他还洋洋洒洒地写道：日月星辰是上天之文。山川草木是大地之文，它们与“肇自太极”的人之文，鼎立为三，合而为一。它也就是“道”。刘勰突出了“人文”、也就是文化的崇高性、永恒性，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文化观念来自儒家，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它就占了主导地位。自古以来，凡是与儒家经籍有关、和由此衍生的典章制度、礼乐诗文都受到尊重和敬畏，甚至有点神圣化，如说“仓颉造字”后“天雨粟，鬼夜哭”之类。
　　古人不仅相信文化的崇高和永恒，而且把它视作民族凝聚纽带。世界大多数地方依靠种族或宗教的认同作为民族凝聚纽带的，而我们则主要靠文化。所谓“《春秋》之法，中国而夷礼则夷之；夷而中国则中国之”。就是说按照《春秋》大义：哪怕你是“夷”人，一旦采用“中国（中原王朝）之礼”，就按国人对待；如果你是“中国”人，用了“夷礼”。则按照“夷人”对待。可见是否进入中国文化成为判别人群归属的决定因素。在儒家看来，“礼”是文化的核心。
　　儒家的信徒以担荷道统自命，他们无论从政，还是“立言”，其终极目的就是“行道”，或者说是以“道”化众，使人人都受到文化的熏沐。这样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司马迁把自己坚持在屈辱下生存写作《史记》看得“重于泰山”，也就懂得了曹丕为什么说写作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士人都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他们把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视作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上通于天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这些名句就是这种意识生动的概括。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背景的，可以说在地球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它是发展得最精致、最详密、最完美的一个。然而，近百年来我们又处在社会转型和革命振荡之中。传统文化因为代表既往而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原有的敬畏心，自然会随之衰减。上个世纪从60到70年代，极“左”思潮高涨，扫荡文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文化”乃是一个负面词汇了，传统文化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遑论敬畏！这时的传统文化成为妖魔。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虽有根本改变，但并非“复旧”，而是被纳入孔方兄的营垒。因此“渎经热”、“古董热”、“收藏热”，乃至种种弘扬“国粹”热都不免与“赚钱热”有或明或暗的瓜葛，与文化关系不大。看到一幅字画，一款文玩，第一判断都是“值多少钱”？过去被“政治的正确”打压扫荡，进而妖魔化；现在是被金钱任意驱使，日益庸俗化。两者虽不同，对文化的蔑视则是一样的。因此，现在人们干的许多事关文化的事，让旁观者看来最没文化。大约都是金钱在当家作主的缘故。
　　朱熹在《中庸注》中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他指的是上面所说永恒不变、天人合一的道或文化，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肇自孔孟的“道统”延续至今。现在我们努力建设法治社会，这也包含着文化重建。对“道”、“文化”的理解和定位，我们自然会与朱子有很大差别，但文化重建不能完全脱离本土资源也是不争事实，特别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那种质朴的精神、敬畏的态度是我们重建文化、进而形成文化自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1．下列说法不属于“文化至上”的一项是   （    ）
　　A．凡是与儒家经籍有关、和由此衍生的典章制度、礼乐诗文都受到尊重和敬畏。
　　B．儒家的信徒无论从政，还是“立言”，其终极目的就是“行道”。
　　C．司马迁、曹丕等把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视作安身立命的基础。
　　D．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的法治社会，这也包含着文化重建。
　　2．下列说法或行为，不属于文化自觉行为的是  （    ）
　　A．司马迁把自己坚持在屈辱下生存写作《史记》看得“重于泰山”。
　　B．曹丕说写作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C．李白写文章追求的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D．朱熹认为对文化要有“君子之心，常存敬畏”的态度。
　　3．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刘勰把人文、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三者合而为一，突出了人文的重要性。
　　B．“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判别人群归属的唯一标准。
　　C．上个世纪将文化妖魔化和庸俗化都是对文化的蔑视，谈不上对文化的敬畏。
　　D．当下，我们应该学习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质朴精神和敬畏态度，进行文化重建。
　　二、古代诗文阅读（共38分）
　　（一）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阳人也。安为人严重有威，见敬于州里。初为县功曹，奉檄诣从事，从事因安致书于令。安曰：“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待。”辞不肯受，从事惧然而止。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谋为逆，事下郡复考。明年，三府举安拜楚郡太守。是时英辞所连及系者数千人，显宗怒甚，吏按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众。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报许，得出者四百余家。
　　建初八年，迁太仆。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云上书：“北虏既已和亲，宜还其生口①，以安慰之。”诏百官议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谲诈，求欲无厌，既得生口，当复妄自夸大，不可开许。安独曰：“北虏遣使奉献和亲，有得边生口者，辄以归汉，此明其畏威，而非先违约也。不宜负信于戎狄，还之足示中国优贷，而使边人得安，诚便。”司徒桓虞改议从安。太尉郑弘恨之，曰：“诸言当还生口者，皆为不忠。”司隶校尉举奏，安等皆上印绶谢。肃宗诏报曰：“久议沉滞，各有所志。盖策由众定，君何尤而深谢?”帝竟从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