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的形象” --论穆旦诗歌的人格价值与文化意义<br>
一<br>
吴宓曾在1927年的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寅恪谓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①陈寅恪道出了文化震荡时期坚守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类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精神磨难与痛苦。显然，在与这一类知识分子惺惺相惜时，他没有注意到这一时期分化出来的另一类知识分子文化激进主义者灵魂深处同样深重的苦痛与煎熬。如果说，前一类知识分子所负载的是一种文化溃败、塌陷与断裂的痛苦；那么，后一类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则是一种文化叛逆、重建与超前的痛苦。前者扮演了旧文化殉道者的角色，后者则认同于文化“先觉者”的定位。对出现于40年代后期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来说，他们的悲剧是一种文化超前的悲剧；而对引领、推动这一现代诗歌运动的知识分子九叶诗群来说，他们的痛苦正是“一个先觉者不能不有的痛苦”②。穆旦，作为袁可嘉所预言的“这一代的诗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远的人才”③，最具有异质性、叛逆性、现代性，也是“最痛苦”的“一个人”。④穆旦诗中所凝淀、蕴结、纠合、缠绕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让我们感觉不到虚浮与矫饰、柔弱与感伤，而是一种真诚的撕裂与拷问、坚韧的挣扎与追索。这种诗的品格所升华、呈现出来的，正是一个在“形而上的焦虑的追索”（赫伯特·里德语）与形而下的现实苦难间游走、奔突的“受难的形象”。<br>
从穆旦青年时期的照像看，他身材瘦长，脸上总挂有一丝沉思的忧郁。这副文弱、多思的样子让我们立刻联想到奥地利的现代主义大师卡夫卡，却丝毫没有想到这位文弱书生在当时竟是一位军衔为中校的“武将军”。与丁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那种从自由知识分子转变为左翼知识分子的人生路线相比，穆旦的人生选择正好是逆反的。这种人生道路使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界四种互为交叉、又彼此歧异的分化与选择。这是文化与政治两个领域的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思潮的激烈碰撞所造成的。穆旦与王国维们相比，他们的相通处在于自觉疏离政治的自由主义倾向，也即对学者型人格的皈依与坚守，而分歧处在于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两种不同的文化立场。与胡风、丁玲这些左翼知识分子相比，现代性共同追求与民族主义情绪的郁结使他们同样奉行激进主义，但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使他们的选择颇有差异。丁玲等人倾向于政治激进主义后，虽然作为知识分子仍始终不忘文化、文艺问题本身，但其着眼点与最终的希望都寄托于一种政治理念与社会革命上。或者说，他们是一种政治本位立场。穆旦则倾向于文化激进主义。作为爱国知识分子，他也曾投笔从戎，不忘时代艰危与民族的苦难。但他所倾心与努力的是现代诗学与文艺、文化的建设，这是一种文学、文化本位的选择。如上所论，前者要求“第一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⑤，表现为一种战士型人格；后者如朱自清所云，虽然相信“建国必成”，但迫切需要促进的则是“中国现代化的诗”与“中国诗的现代化”⑥，呈现为一种学者型的人格。应该说，文艺（文化）现代化建设是现代知识分子所持守的志业，但在近代以来迫急的救亡语境中，知识分子政治激情的越位与“文化--政治”的逆转思维却更具有致用性、时效性。这样，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反思，精神与文化本位建设的根基性、长远性意义往往被“现时”所遮蔽、疏落，甚至被“进步”的知识分子所误读。直到80年代，还有反对“朦胧”诗的知识分子这样评说《九叶集》的“启示”：“我不怎么喜欢穆旦的诗。他的诗太冷。”“过多的内省，过多的理性，消耗了他的诗思。”⑦在现代化改革开始全面展开，在一个最需要理性反思的时代，仍然对理性有种“太冷”的不适应感觉，这恰恰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不是理性的“过多”，而是理性的匮乏与缺失。在40年代后期，穆旦作为一个“受难的形象”，意义正体现在这里。<br>
正像他的朋友王佐良所说：“一种受难的品质使穆旦显得与众不同。”⑧一方面，穆旦以自我不断撕裂、不断质疑的受难者的写作方式，在诗的精炼狱里穿行；另一方面，受难的<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