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4280+5130+5330字。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邸”本指古代朝觐京师的官员在京的住所，早在战国时就出现了，后来作为地方高官驻京的办事机构，专为传递和沟通消息而设。汉代的郡国和唐代的藩镇，都曾在京师设“邸”，重在传达朝政消息，凡皇帝谕旨、臣僚奏议以及有关官员任免调迁等都是邸吏们所需收集抄录的内容。“邸报”最初是由朝廷内部传抄，后遂张贴于宫门，公诸传抄，故又称“宫门抄”。此外还有“辕门抄”，即明清总督或巡抚官署中发抄并分寄所属各府、州、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清廷内阁还在北京的东华门外设有一个叫做抄写房的专门机构，负责朝政新闻的发布。报房每天派人去那里抄取当天发布的新闻，除朝廷政事、谕旨和动态的报道全部照登外，奏折因数量较多而适当选用。
明清很多知识分子都有阅读《邸报》的习惯，顾炎武说他的祖父七十几岁了，还每天牵挂着朝廷的事，不间断地阅读《邸报》，甚至抄录成帙。以文人形象风靡于晚明的袁宏道，辞官归隐后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每日一见《邸报》，必令人愤发裂眦，时世如此，将何底止？……万一世界扰扰，山中人岂得高枕？”这些都显示，知识分子在《邸报》的阅读中，感受到朝廷乃至天下国家的具体存在，这就造成了知识分子对朝廷的认同感和参与感。
在《邸报》的传播下，《邸报》的读者共同立足在务实层面上，共同思考政府的运作——朝廷已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已成为裁断“天下”各种实际事务的权力机构。知识分子透过对这种具体事务的“参观”，进一步理解朝廷与天下的意义。这样，《邸报》就成为了知识分子与朝廷、天下，或者说是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一个中介。明末东林党的成立与发展，就与《邸报》有著密切的关系。《明史•顾宪成传》中说，顾宪成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而朝廷的官员也和他“遥相应和”。这是因为有《邸报》作为中介，他可以及时获得信息、了解朝政，并和朝廷官员互通声气，乃至于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邸报》作为中介，这批立足于江南的知识分子，如何能够持续他们对北京事务的参与，并凝聚成一股跨地域的政治势力。可以说，明代的信息传播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地域和社会阶层的隔阂。
当《邸报》透过行政系统由权力中心向外扩散，以至于构成传播网络时，它也就成为一个天下人共同观看的“舞台”。在空间上各自分散的读者，透过这个共同媒介的阅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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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类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1-3题。
戏痴
梅寒
临城面山向水，地处水陆交通要塞，自古就是商贾云集之地，小城虽然不大，城中有钱有闲人家却不少。临城的戏园茶馆也就格外多，南来的北往的戏班子，来临城，没有一家不赚个钵满盆满满载而归的。
在临城，余家是响当当的大户，余家老太太一口气连生五子，五个儿子中有四位子承父业开染坊做买卖，只有年纪最小的余五让父母大失所望。余五也生得人高马大气宇轩昂，却天生不喜欢做生意，倒是对游山玩水逛街下馆子挺在行。老爷子看不习惯，软硬兼施，企图把这个最小的儿子拉入商海正途，无奈余五是那扶不起的阿斗，心思全然不在那里。老爷子也只好放手，由了他去。余五自此越发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活得没了章法。
余五爱听戏，临城凡是搭台唱戏的地方，没有一处少得了余五的身影。余五彼时年纪正轻，家世又好，每每出行，华服香车，仆从前呼后拥。所过之处，街里街坊斜睨皱眉，心下慨叹老余家出了这等败家之子。到得戏园茶馆，余五所受待遇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老板笑脸相迎，台上扮戏的演员更是恭恭敬敬地称余五“五爷”。
这一声“五爷”也不是白白叫得的，别看余五没有经商的天赋，对戏，对台上的戏子们而言，余五可谓知己。当然，余五也不可能成为所有戏子们的知己，他爱戏，捧角儿，只捧自己欣赏中意的人儿。不入他戏眼的，他连正眼都不瞧一下。也怪，但凡入了余五的戏眼，被他着意去捧的戏子，无论花旦还是老生，最终无一不红，无一不火。也正为此，五爷这个名字在梨园界越叫越响，前来奉承巴结五爷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入了这一行，吃了这碗饭，谁个不想成角儿？
五爷却有五爷的标准，不肯轻易出手，他也决不轻易放弃。他不看好的戏子，哪怕将相王侯携了金玉满堂来找他也不肯叫一声“好儿”，他看好的，哪怕两手空空，他也场场都会准时前去捧场叫好儿。
有时，城东城西，两边的戏班子摆开擂台，同时开唱，刚好两个戏班子里都有五爷要捧的角儿。这下可就忙坏了五爷和他手下的那些人，东城听一半，赶紧勒马上车，急匆匆往西城赶，西城听过紧要处，再匆匆忙忙往东城赶。因为对台上的戏了然于胸，哪里出彩儿，哪里该叫好儿，五爷把握得恰到火候，一个晚上在城东城西间穿来穿去，竟然也不耽误五爷为两边要捧的角儿叫好儿。这也是一种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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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用类文本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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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音乐家张曙
张曙原名张恩袭，1908年9月18日，出生于安徽歙县坑口乡柔川村一农家小院，“张曙”这个名字，是他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田汉为他取的，寄意他在音乐道路上如“初
生曙光”，大放异彩。
童年时期，母亲所教的山歌，随处流传的微调，无不给幼小的张曙以音乐的启蒙和艺术的滋养。从此，他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1年底，张曙随在外经商的父亲到浙江衢州，先后就学于衢县高等小学、浙江省立八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段时间所受的教育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1925年3月，浙江省立八中调来音乐教师华盖，华盖对张曙重点培养，使他在音乐上进步神速。华盖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对张曙人生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6年秋，张曙中学毕业，没有按照父亲预先设置好的人生道路投考法政学校博取仕途，或是回乡经商。张曙执意报考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在上海艺术大学求学期间，张曙结识了著名戏剧家田汉。
1927年起，张曙开始了左翼音乐创作，一首首激昂的革命歌曲，一部部鞭挞万恶旧社会的话剧配乐，使张曙的音乐才能锋芒初露。1928年，张曙考入当时国内最高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跟随俄国声乐教授斯拉诺娃和声乐组主任周淑安学习声乐，还师从黄自学习作曲，师从朱英兼修二胡
1933年1月，张曙在田汉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革命工作与音乐事业彻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935年是张曙创作的高峰期，他为话剧《洪水》写下了三首插曲《风雨催眠曲》、《云儿词》、《筑堤曲》，又先后创作了《爬山运动歌》、《青年劳动歌》、《抗战进行曲》等一系列进步歌曲。
1936他在南京《新民报》发表了《谈作曲》、《看〈回春之曲〉后》、《谈谈国难时期的音乐运动》等音乐文论，坚决反对在国难当头之际“制作消闲音乐”，“把音乐完全趣味化”。张曙进一步阐述用音乐去唤起民众抗日热情的主张与手段：“我们既然要通过音乐去唤起大众、组织大众，那末我们必得先要懂得大众的疾苦与希求。倘若你没有懂得大众的生活情绪，无论你的作曲技巧怎样高，你一辈子也作不出大众真正需要的音乐来，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