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35020个字。

　　孕妇和牛
　　铁凝
　　孕妇牵着牛从集上回来，在通向村子的土路上走着。
　　午后的太阳照耀着平坦的原野，干净又暖和。孕妇信手撒开缰绳，好让牛自在。当它拐进麦地歪起脖子肯麦苗时，孕妇唤一声：“黑，出来。”黑是牛的名字。黑迟迟不肯离开麦地，孕妇就恼了：“黑！”她喝道。
　　孕妇爱赶集，只为了什么都看看，婆婆总是牵出黑来让孕妇骑，怕孕妇累着身子。黑夜怀了孕啊，孕妇想。但她接过了缰绳，她愿意在空荡的路上有黑作伴。她和它好像有点同病相怜，又有点儿共同的自豪感，于是一块儿腆着骄傲的肚子上了路。回来时，孕妇也没骑黑，走快走慢由着黑的性儿，当她走得实在沉闷，才冷不丁叫一声：“黑——呀！”她夸张地拖长声，把黑弄得挺惊愕，拿无比温顺的大眼瞪着孕妇。孕妇乐了，平原顿时热闹起来。
　　远处，依稀出现了三三两两的黑点，是那些刚放学归来的孩子。孕妇累了，在路边一个巨大的石碑上坐下来，黑又信步去了麦地闲逛。
　　这石碑属于一个王爷，后来让一些城里来的粗暴的年轻人给推倒了。石碑躺在路边成了过路人歇脚的坐物。碑上刻着一些文字，个个如同海碗大小。孕妇不识字，他曾经问过丈夫那是些什么字。丈夫也不知道。丈夫说：“知道了有什么用？一个老辈子的东西。”
　　孕妇坐在石碑上，又看见了这些字，她的屁股压住了其中一个。这次她挪开了，小心地坐在碑的边沿。她弄不明白为什么她要这样，从前她歇脚，总是一屁股就坐上去。那么，原因还是胸膛下面这个肚子吧。孕妇对这肚子充满着希冀，这希冀又因为远处那些越来越清楚的小黑点而变得更加具体。孕妇相信，她的孩子将来无疑要加入这上学、放学的队伍。若是孩子也问起这碑上的字，她不能够说不知道，她不愿意对不起孩子。
　　可她实在不认识这碑上的字啊。
　　放学的孩子们走近了，她叫住一个本家侄子，向他要了一张白纸和一杆铅笔。
　　孕妇一手握着铅笔，一手拿着白纸，等待着孩子们远去。她仿佛要背着众人去做一件鬼祟的事。
　　孕妇将白纸平铺在石碑上。当她打算落笔，才发现这劳作于她是多么不易，她的手很巧，却支配不了手中这杆笔。她努力端详着那陌生的大字，然后胆怯而又坚决地落下了第一笔。她描画着它们，心中揣测它们是什么意思，又不由得感叹：字是一种多么好的东西啊！
　　夕阳西下，孕妇伏在石碑上已经很久了。她的脸红彤彤的，茁壮的手腕不时地发着抖。可她不能停笔，她的心不叫她停笔。她长到这么大，还从来没干过这么累人、又这么不愿停手的活儿。
　　温暖孤独旅程
　　铁凝
　　有一个冬天，在京西宾馆开会，好像是吃过饭出了餐厅，一位个子不高、身着灰色棉衣的老人向我们走来。旁边有人告诉我，这便是汪曾祺老。
　　当时我没有迎上去打招呼的想法。越是自己敬佩的作家，似乎就越不愿意突兀地认识。但这位灰衣老人却招呼了我。他走到我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儿头发也不留呀？”他打量着我的脑门，仿佛我是他久已认识的一个孩子。这样的问话令我感到刚才我那顾忌的多余。我还发现汪曾祺的目光温和而又剔透，正如同他对于人类和生活的一些看法。
　　不久以后，我有机会去了一趟位于坝上草原的河北沽源县。去那里本是参加当地的一个文学活动，但是鼓动着我对沽源发生兴趣的却是汪曾祺的一段经历。他曾经被下放到这个县劳动过，在一个马铃薯研究站。他在这个研究马铃薯的机构，除却日复一日的劳动，还施展着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天才：描述各式各样的马铃薯图谱----画土豆。汪曾祺从未在什么文字里对那儿的生活有过大声疾呼的控诉，他只是自嘲的描写过，他如何从对于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竟然到达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他描绘着它们，又吃着它们，他还在文中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这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我去沽源县是个夏天，走在虽然凉快，但略显光秃的县城街道上，我想象着当冬日来临，塞外蛮横的风雪是如何肆虐这里的居民，而汪曾祺又是怎样捱过他的时光。我甚至向当地文学青年打听了有没有一个叫马铃薯研究站的地方，他们茫然地摇着头。马铃薯和文学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呀。我却仍然体味着：一个连马铃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对生活该有耐心和爱。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的小说《玫瑰门》讨论会在京召开，汪曾祺是被邀请的老作家之一。会上谌容告诉我，上午八点半开会，汪曾祺六点钟就起床收拾整齐，等待作协的车来接了。在这个会上他对《玫瑰门》谈了许多真实而细致的意见，没有应付，也不是无端的说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