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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一介专题练
　　汤一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小时候的汤一介住在南池子的缎库胡同。由于父亲汤用彤先生一直在北大教书，生活条件还不错。他们住的房子很大，有四五十间，院子也很大，每到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往院子里泼水，在那里溜冰。对于汤一介而言，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随北京大学到了昆明，他考进了西南联大附中，后来又转学到了重庆的南开中学。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国家积贫积弱，百姓颠沛流离，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当时的南开中学可以说是一个贵族学校，国民党很多高官的子女都在那儿上学，常常用汽车接送。那时候的汽油是非常贵重的。于是，热血愤激的汤一介和同学张岂之、宁可拍案而起，办了一期壁报《一滴汽油一滴血》，抨击这一现象，但是学校训导长对他们毫不客气，“不让我们出了，而且说再闹就开除我们。”
　　1945年1月，为准备考大学，汤一介回到了昆明。汤一介跟着钱学熙，接触了他毕生难忘的克里斯朵夫•依修午德的《紫罗兰姑娘》。他深刻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再深刻的爱也挽救不了人们的孤独”。当时，由于妹妹的病逝，加上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少年汤一介开始独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论死》《论善》《论生意义》等一些展露他哲学家天赋的文章就出来了。
　　第二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我下定决心，我要做个哲学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1981年，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课，他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修改成《郭象与魏晋玄学》，找出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探讨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这些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哲学思想的解放；在由《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汤一介大胆提出，必须把“宗教”和“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而这些探讨，均是此前的道教研究很少讨论到的，汤一介以他敏锐的哲学家的眼光，开新时期哲学研究风气之先。
　　一直以来，西方哲学是有其庞大的范畴体系的，而中国哲学的精华则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推演，需要有更加严密的逻辑体系。汤一介开创性地提出做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要从大量的史料里梳理、建构出一个中国哲学的体系。
　　作为一名学者，他想他必须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就是探讨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在传承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于是，汤一介在讲课的同时办中国文化书院函授班，一招生就是一万两千人。
　　耄耋之年的汤一介的最后心愿是“把《儒藏》做好，把中国解释学做出点眉目来。”要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创建中国解释学，是要参照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注释经典的要义进行系统地研究和梳理，其意义则在以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语境对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即古为今用。“如果只有收藏，没有开发，则传统文化会一直束之高阁；但如果只有开发，而没有收藏，则传统文化会陷于贫瘠。”对这个明清两代均有学者提出而终未成行的浩繁无比的工作，汤一介惟一担心和希望的是，他要努力等到编撰工程完成的那一天。
　　汤一介说，人到老年，总会考虑一些事情，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是吃饭，穿衣，这样一天天活着，还是有理想和抱负?当然，每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不同的。父亲汤用彤告诉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说他一直努力在做。“做了自己很高兴，很喜欢的事情，那就很好。而且，我相信它会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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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一介（1927—2014），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等，在国内外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为哲学研究史上不可不读的著作。虽然有数次机会留在国外一流大学任教，薪酬、环境都要比国内好得多，他都放弃了，对于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活着就意味着责任”。   
　　（以上材料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5分）
　　A．文中记叙汤一介在北大开课期间对玄学、佛教、道教的讨论，是为了衬托他深厚的哲学功底。
　　B．汤一介当初下定决心做一个哲学家的原因在于通过独立思考来解决一些社会人生问题。
　　C．“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是吃饭，穿衣，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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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冠英专题练
　　余冠英先生传略
　　蔡文锦
　　余冠英先生，1906年5月16日生于江苏省松江府江南提标中军参将余道生内宅，学名冠英，字绍生，笔名灌婴、白眼。
　　“五四运动”中，他带领同学走上街头向市民演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编辑了《卧薪尝胆》杂志，发动了全市罢工、罢市，查禁了英货、日货。
　　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改国文系。193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37年8月5日，清华园沦于日寇魔爪，先生一家南逃避难，于9月28日到达昆明。先生在联大任教，生活艰苦，他不仅要走十余里路去授课，还在一家公司做文字工作贴补家用，在坡上种菜。
　　在联大，先生讲授中国文学史，并主编了《国文月刊》。1999年7月17日，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函示：“冠英先生学问文章，可谈者多……独其抗战时期在昆明主编《国文月刊》对大后方学术之推动极为有功。”余先生在联大发表了《信与达》《谈雅》《谈新乐府》等论文，还发表了《潜广新乐府》，运用新乐府的艺术手法愤怒声讨日寇与汉奸的罪行。
　　1945年震惊全国的 “一二•一”惨案发生，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相继被害。清华等校广大师生多次开展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斗争，在激烈的历史命运的抉择中，余冠英坚决地站在了人民一边。他参与组织对闻一多先生的公祭，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