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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未来》及其他---解读文革中的“地下诗歌”
　　在２０世纪的中国新文学历史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自１９６６年夏至１９７１年止，各类文艺刊物相继停刊，文学图书的出版也被迫中断，建国以后十七年来创作的绝大部分优秀作品都被罗织了各种罪名而遭到“大批判”，整个民族的文化进入了一个萧索时期。到了１９７２年，情况略有改变，出现了少量的文艺刊物，但在江青一伙的把持下，这些公开出版物依然带有浓重的极“左”色彩，所刊载的作品大多数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而作，在署名方式上也通常冠以“工农兵作者”或“×××写作组”，文学创作这一最为强调个性的活动被强行划定成集体的行为。它们或是图解政策，进行赤裸裸的政治说教，或是制造偶像，为个别野心家歌功颂德，或是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的真实，因而，它们也往往被一些文学史专家称之为“遵命文学”。　
　在“文革”期间，与“遵命文学”相对立的，还有一种文学倾向，那就是“地下文学”，与当时公开出版物所体现的文化专制迥然不同的是，“地下文学”完全是由群众自发进行创作，通过非公开渠道以手抄、油印等手段进行传播的文学，真诚的创作态度、独立的思考、多元的艺术探索，构成了它的主要特征。“地下文学”的主体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文革”初期，他们大多是革命热情甚高的“红卫兵”。在江青一伙“文攻武卫”的煽动下，年少气盛的红卫兵们一方面积极参加“破四旧”的活动，另一方面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创办油印报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油印的报刊的创办对他们进行了最初的文学训练，为他们集合了不少“同志”。１９６７年夏，随着“文革”斗争的内容和形式愈来愈荒诞和愈来愈残酷，不少运动初期的骨干人物，纷纷有了一种受蒙骗的感觉，于是，自动退出了政治舞台，当起了“逍遥派”和“颓废派”。这些“逍遥派”和“颓废派”聚集在一起，会餐、交流图书、传唱外国歌曲、学写新旧体诗歌，逐渐形成了一个地下文艺沙龙。在书籍的交流中，俄苏的小说和诗歌占有最大的比重，除曾经正式出版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作家的著作以外，“文革”前出版的一些“内部读物”：拉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个》、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扎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它》、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等；所传唱的歌曲也以俄罗斯民歌和苏联歌曲居多，《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茫茫大草原》、《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灯光》、《小路》、《纺织姑娘》、《孤独的手风琴》等，以俄罗斯特有的沉郁、凝重和忧伤传达着当时青年们内心的失落感，同时也孕育了他们最初的文学冲动。　　１９６８年底，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１７００万青年学生先后离开城市，来到边疆和农村，这其中绝大部分是“文革”初期积极投身于运动的“红卫兵”。艰苦的生活环境、背井离乡的惆怅和一辈子扎根农村的忧虑，使得当初叱咤风云的一代社会宠儿产生了深重的幻灭感和挫折感。在这种心态支配下，知识青年们开始用他们擅长的文字来倾吐内心的情绪。在这些文字中间，数量最多的是诗歌，这意味着，“文革”中的“地下文学”，其主干是“地下诗歌”。当时，流传最广的一首诗，大概就是郭路生食指的《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