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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漫谈
　　我们常常说文学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折射；另一方面，文学作品又寄予着作家的艺术理想。而这些又是通过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体现出来的。一般地讲，作家又是思想家。在他们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身上，寄托着个人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因而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反观历史，男性意识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女性则处于附属地位，因而女性意识的形成就经历了沉睡期—朦胧期—觉醒期三个历史阶段。那么，文学作品又是如何表现这一历史变革的呢？本文试图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对女性意识的发展作以客观的展示。
　　一、       女性意识的沉睡期
　　由于封建礼教的长期束缚,中国女性长期处于被奴役被支配的地位,她们只是男人身上的一件衣服,男人想穿就穿,想扔就扔。一代又一代代女性尽管为她们所处的时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始终未能得到承认，有的人甚而难逃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
　　1、西施的悲剧
　　传统的西施形象：爱国者﹢美艳女间谍。
　　以我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价值观来衡量，爱国者与失贞女这双重身份是不相容的，爱国者与亡国祸水（虽是亡他人之国）二者也是矛盾的。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凡写到女子落入强暴者之手时，作者一定会挖空心思使她“不失身”，否则就好象不值得同情了。《西游记》中金紫国王后被金毛吼奴怪摄入洞府，就有人送给她一件五彩衣，穿上后“浑身上下就像生了针刺，妖王摸也摸不得，一直不曾沾身。”（第七十回）《二刻拍案惊奇》里的仇夜珠小姐被老猴妖抢去了，同住多日，却奇迹般的“全身不损”（24卷）这些都是神话，西施不但办不到，也不可能这样做。因而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就决定了西施不但得不到歌颂，而且难逃悲剧的结局。明•梁辰鱼的《浣纱记》把她的结局勉强写成喜剧：吴国灭亡后，范蠡携西施一同遁去，隐居江湖而终。这种写法是浪漫主义的处理，实际上却未必办得到。而在其他作品和野史中，西施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一种是，勾践认为稀释这枚筹码已经无用，而且也怕自己重蹈“美色亡国”的覆辙，于是叫人把西施放在“ 夷”（一种可以充气的皮囊）之上，让她顺江漂流入海溺死。另一种结局是西施自恨虽然为国复仇，但已经失身于仇人，无颜见家乡父老，投江自杀。后两种结局虽然悲惨，却也合乎国情，因而也更真实。这就无意中暴露了女性社会地位的缺失。
　　2、“女儿国”的女性群像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贾宝玉之口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得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女性被看作天地间的灵气所钟，是生命的精华；而男人是渣滓浊沫，是与女性悲剧相对立的悲剧制造者。这是曹雪芹对生命的独特理解。因此，他将一群身份地位不同的少女放在一个既是诗话的、又是真实的小说世界里，来展示她们的青春生命和美的被毁灭的悲剧。林黛玉是一个美丽而有才华的少女，她孤高自许，没有为了婚姻的成功而屈服于环境。她，我行我素，用尖刻的话语揭露了丑恶的现实，以高傲的性格与环境抗争，以诗人的才华去抒发自己对命运的悲剧感受。“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泥陷泥沟。”她为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纯洁的爱情而付出全部的生命。薛宝钗是一个而性格温顺的少女，也是一个失去自我的悲剧人物。她是一个才女，但时时以“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