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6份。

　　冯至《十四行集》的艺术特色
　　冯至在行程几千里，经历了许多生命的死亡和挣扎之后，来到了大后方的西南联大，获得了一块生命的栖息地。这时，存在主义的精神气韵和诗人在20世纪40年代的处境和心境就发生了一种奇妙的契合，并体现在他著名的《十四行集》中，从而使这部诗集成为在新诗史上不可多见的个人的“精神笔录”，并且在意象和语言上，具有一种中年人的情调和眼光，反映了大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操守和人格的内省和坚持。
　　《十四行集》由27首诗组成，被誉为中国新诗史上“最集中、最充分地表现生命主题的一部诗集，它是一部生命沉思者的歌，它使中国现代新诗第一次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成为另一个新的现代主义诗潮产生并走向成熟的信号。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诗篇有《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我们站在高高的山巅》《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等。
　　《十四行集》的艺术特色：
　　1.善于从身边的日常生活和自然中发现内在的哲理。
　　在冯至这一时期的诗中，蕴含着对个体和人类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命的形而上的体验和思考。无论是历史上不朽的人物，还是无名的村童农妇，无论是远方千古名城还是飞虫小草，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许多人的共同遭遇，凡是和冯至的生命发生深切关联的，他都写出了一首诗。
　　2.在形式上，采用的是对西方十四行诗的变体。
　　冯至的《十四行集》虽然采取的是西方十四行诗的形式，实际上却并不严格遵守这种诗体的传统规律，而是利用这种结构上的特点保持自己语调的自然，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3.完全采用现代白话口语，用一些日常的具体事物，对一些不易确定的感悟给以定形，在从“流动”的意象向“凝定”的意象的转化中获得一种有法度的美。
　　人们通常把《十四行集》中的最后一首看作是冯至诗的艺术宣言“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取水人取来椭圆的一瓶，这点水就得到一个定形”，诗人以一种定形的方法，将自己的感情，所思、所想，均凝定在具体的可把握的形象里，前者如风、云、水、空气、飞鸟等，后者如山、路、泥土、树、塔、殿堂、茅屋、水瓶等。
　　4.在情感的把握上，注意拉开诗歌和直接情感的距离，获取和表现那些经过沉淀与升华的人生的经验，避免急于描写和呼喊出自己看到和想到的东西。诗人常常将他所经常看到的原野的哭声这一极为普通的景象，经过悟性的处理，上升为人类对于一个“绝望的宇宙”的痛苦，成为一种人生体验的象征。如《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
　　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
　　我们在灯光下这样孤单，
　　我们在这小小的茅屋里
　　就是和我们用具的中间，
　　也有了千里万里的距离：
　　铜炉在向往深山的矿苗
　　瓷壶在向往江边的陶泥，
　　它们都像风雨中的飞鸟
　　各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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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斯卡尔的思想
　　帕斯卡尔是17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他的思想深受另一位法国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蒙田的影响。蒙田认为思想很难保留和捕捉，“我想把思想写下来，可是，我写下的却是思想逃逸了”(《思想录》)。因为人的记忆能力差，念头过多，要捕捉到有价值的思想全靠运气。因此，他也追随蒙田写《随笔录》的方式，用《思想录》来记录偶然闪现出的思想并保持它们的原貌。这些零星无序的思想，或许比逻辑演绎的思想更加真实、细致，是一种智慧而不是胡思乱想。蒙田独创的“随笔”这种散文体裁在法文中写作 essai，即试验的意思，目的在于尝试记录自我内心的独白。这种内心独白带有强烈的个性与自由的色彩。什么都敢想，什么都值得怀疑，自我内心的一切都敢暴露给自己看，哪怕违反正统的道德。在这样的写作过程中，思想家们不断地在剖析自己的内心，认识到对每一个个人和其内心思想的尊重应该超过对宗教的尊重；人们如何说、如何想以及自由言论等是人的权利。于是，基督教中认为人是生来有罪的，应该在基督面前忏悔的宗教道德受到质疑和批判，人的个性得到张扬与解放，人道主义、人文精神、理性、自由、平等等一系列启蒙主义的思想得以建构。不仅是蒙田、帕斯卡尔如此写作，后来的法国著名启蒙家卢梭，也是采用了独白式的写作方式。由于采用了这样的写作方式，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思想精练，充满了思辨的色彩；内容丰富，展示了内心的世界；文字隽永，蕴含了文学的意味。
　　启蒙是对人类精神空间的拓展，其意义起源于古希腊柏拉图的比喻，即人类从黑暗的洞穴中走出，见到光明，从蒙昧变为有知。启蒙思想家就是要将人们从对神学的盲目服从和对神性的迷信崇拜中解脱出来，让人们认识到只有人才是能思想的生灵，认识到自我的思想价值，认识到人性的光辉。人不是上帝制造的产品，人的一切不是上帝决定的，人的思想不来自于上帝的赐予，而是与生俱来的、自发的对于外部世界的感受。简单地说，只要是人，他就能思想、有思想。思想是人的生存方式。帕斯卡尔说：“我很能想像一个人没有手、没有脚、没有头(因为只是经验才告诉我们说，头比脚更为必要)。然而，我不能想像人没有思想：那就成了一块顽石或者一头畜牲了。因而，正是思想才构成人的生存，没有思想我们便不可能设想人的生存。”(《思想录》)
　　人依靠思想获得对宇宙与自我的清醒认识。
　　首先，是对人与宇宙关系的认识。人依靠思想清楚地知道自我与一切生物一样，宇宙中显得如此渺小、短暂、可悲。但与其他生物不同的是，因为人有思想，所以人能够认识到自我的渺小、短暂与可悲。这一点，又恰恰是比他强大甚至主宰他的造物主都不具备的能力，造物主的强大必须依靠人的思想才能存在。在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与空间坐标中，正是能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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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昭明文选》的知识
　　《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它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100多个作者、70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因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主持编选的，故称《昭明文选》。萧统，是个很渊博的学者。著作多散佚，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其主持编选的《昭明文选》主要收录诗文辞赋，除了少数赞、论、序、述被认为是文学作品外，一般不收经、史、子等学术著作。选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情义与辞采内外并茂，偏于一面则不收。萧统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同学术著作、疏奏应用之文区别开来，反映了当时对文学的特征和范围的认识日趋明确。
　　《昭明文选》的作者是萧统。萧统，字德施，小字维摩，南朝梁代文学家，梁武帝萧衍长子，母亲为萧衍的贵嫔丁令光，又称丁贵嫔。于天监元年十一月被立为太子，然英年早逝，未及即位即于531年去世，死后谥号“昭明”，故后世又称“昭明太子”。后人将其编撰的《文选》也称为《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30卷，共收录作家130家，上起子夏（《昭明文选》所署《毛诗序》的作者）、屈原，下迄当时，唯不录生人。编排的标准是“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昭明文选序》）。从分类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 3大类，又分列赋、诗、骚、诏、册、令、教等38小类。赋、诗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内容把赋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门，把诗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等23门，这样的分类体现了萧统对古代文学发展，尤其是对文体分类及源流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文体辨析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非常细致的阶段。但由于分类过于碎杂，因而也遭到后世一些学者的批评。
　　《昭明文选》的选录标准，以词人才子的名篇为主，以“文为本”（《昭明文选序》）。因此，凡“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谋夫之话，辩士之端”“记事之史，系年之书”（这几类即后来习称为经、史、子的著作）一律不选。但是史传中的赞论序述部分却可以收录，因为“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