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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学业的道路中，我读过许多作家的作品，但是给我印象深刻的要数四十年代上海文坛张爱玲的作品，她的作品总能给红尘迷惘中的我们带来些启示。借这次论文的写作机会，我想针对她的作品中伴随的“悲剧意识”谈一点自己的浅拙看法。
1       经历塑造思想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总是弥漫着一种驱之不散、抹之不掉的悲观苍凉的意味。“悲观”是始终笼罩作品的一种氛围，它不但外化成了一种“苍凉”感，而且还升华成了一种生存意识，一种美学追求。这种悲剧意识的形成与她悲剧性生命体验有关，与她所处时代氛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有关，更与她对人生的悲凉态度有关。
1.1 悲剧性生命体验
张爱玲虽然出身于豪门贵族，然而她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却总伴随着强烈的悲剧情节：童年时代亲情丧失，青年时代理想遇挫，与胡兰成的爱情破裂，这一连串的人生经历，加上她本人的敏感与孤独，使张爱玲品尝着无尽的凄苦。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朝名将，祖母是清末重臣李鸿章的女儿。但家道至她的父亲张廷重已然衰落。作为“豪门巨匠”的后代，张爱玲曾在《我的天才梦》一文中这样描写她对个人身世的悲凉感怀：“我三岁时候能背唐诗，我还记得遥遥摆摆立于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见他的泪珠滚落下来。”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面对家势衰落，不但没有尽力挽回，还要足了旧派绅士的派头，吸大烟、逛妓院、讨姨太太，侵污上各种恶习，堕落无遗。这种死亡般衰落的气氛如同鬼影一般，一直在她的家中弥漫。与父亲相反，她的母亲黄逸凡是个开放的女性，深受“五四”文化的影响，多次赴欧洲学习，后来与她父亲因观念和性格不合离婚，因此张爱玲早年大部分时间是同父亲一起度过的。后来她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的性格阴晴多变，反复无常且施虐成性，这给她幼小的心灵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一次在饭桌上，因为继母挑唆，父亲为了一件小事将她的弟弟打了一个嘴巴，“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饭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的抽咽着。我立在镜子前面，看着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象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而一会儿当她看到刚挨了打的弟弟已忘了哪会事，又到阳台上踢球时，她写道：“我没有再哭，只感觉到一阵寒冷的悲凉。”这种可怕的生活经历，在年少孤独而敏感的张爱玲的心灵上，打上了一层深深的烙印，她恨弟弟的麻木和不争气，更觉得现实的无奈和悲凉。可见，父母的失和，母亲的远走他乡，以及父亲再婚后与继母对她的忽视，虐待，使幼小的张爱玲深刻地体会到了生命的孤独与悲凉。
后来，她的母亲回到了上海，在母亲的一再坚持和帮助下，张爱玲的中学时代接受了很多西式教育，这给她带来了快乐，也使她萌生了出国深造的意愿。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以及日本入侵香港，迫使她放弃了出国的梦想，过早的结束了在港大学习的机会。这在张爱玲生命体验中是一次悲剧而又无奈的经历。青年时代的理想遇挫，特别是香港战争的印象进一步促成了她对人性的孤独、自私、冷淡，人性的悲凉，无奈的悲剧性认识：战争“去掉了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
这些悲凉而又无奈的人生画面深深地嵌在张爱玲的思想意识中，但对张爱玲来说，最彻骨的生命体验，莫过于她和胡兰成的爱情悲剧了。与胡兰成的恋爱，唤醒了她心中沉睡着的“女性”，以及她心里一直压抑着的“青春”。据胡兰成的《评张爱玲》一文，在他们相爱的日子里，她常常会兀自欣喜得诧异起来，会只管问他：“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吗？”事实上，在与胡兰成的心理交融中，她的一些零散、模糊的意识与之发生了契合，这无形之中变成了她思想的可靠的依托。然而，胡兰成曾带给她欲仙欲死的爱情，却又以移情别恋给她的心灵带来了惨重的打击。她的生命力因此而枯萎，她的心境因此而更加苍凉了。 
1.2 时风的熏染
张爱玲生活在一个战乱纷纷的时代，当然，时风的熏染也就成了张爱玲悲剧意识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新旧制度交替的时代，在文化上，便有了中西文化的冲撞、交会。而上海，更是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浓缩地。在这里，既有新时代到来时的骚乱，又有旧时代没落的悲凉。这里，现实已经没落，理想已经迷失，没落贵族的怀旧与寂寞情绪从幼年时起就一直紧紧地包围着她，使她逐渐清醒的意识到自己出身阶级的不可避免的被历史抛弃的悲剧。另一方面，对西方闯入的新思潮和新文化，张爱玲又产生了深深的怀疑。20世纪初到40年代西方文明沦陷，信仰危机，现代派作品中充满了虚无主义思想，悲观绝望情绪。这一切，都使张爱玲感受到了彻骨的悲凉和失望。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几千年来经历了天灾、人祸、战争、苛政等的不断侵扰，经历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不断抵牾，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