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中考语文试题汇编

2020年高考语文二轮论述类文本专题复习--潘家华作品精选精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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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家华作品精选精练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整体上已进入后期发展阶段。目前,全球城镇化的推进动力主要来自快速工业化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处于饱和城镇化阶段。有别于发达经济体系和快速工业化经济体,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阶段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独特问题与严峻挑战。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速度有所放缓;另一方面,由于路径锁定效应,城市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所形成的重速度、轻质量的粗放发展模式仍未得到有效改观,城市发展呈现高消耗、高排放、高风险的“三高”特征。这加大了城市对自然灾害的暴露程度,导致城市的高脆弱性。在极端气候与气象条件下,城市遭受严重损失的风险骤增。上述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城市经济体系进行韧性与低碳重构。
  中国工业化和域镇化后期阶段城市的“三高”特征与《巴黎协定》的愿景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目标11)不相符合。《巴黎协定》已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议,为实现控制全球温升的长期目标,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各国应评估并强化自身的国家自主贡献(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这表明从规划和治理层面推动城市韧性建设和低碳转型已刻不容缓。一方面,城市发展要气候适应,降低对气候变化的暴露程度,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城市韧性;另一方面,城市也要实现低碳发展,减缓气候变化。联合国启动了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进程,其中目标II提出“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这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阶段的中国城市经济体系的韧性与低碳重构指明了方向。
  中国在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方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是《巴黎协定》的缔约方,通过NDC方式明确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国还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工作。在城镇化推进方面,中国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积极推进城市发展转型。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以韧性和低碳为导向,探索重构新城市经济的模式、路径与方法,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还关乎国家新型城镇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现实迫性。在理论层面,需要清晰界定新城市经济体系的内涵与外延,将初性和低碳特质作为其核心属性,以此为基础构建新城市经济的测度指标体系,分析不同指标间的作用机理与协同方式,探索重构新城市经济发展的理论构架与基本范式;在应用层面,需要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背景下,响应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对气候变化等国家政策需求,深入分析中国域市韧性与低碳发展的现状、条件与未来趋势,并探索以韧性和低碳为导向重构中国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推进和城市转型发展提供决策支撑。
  (摘编自潘家华《生态文明范式下的城市体系重构及政策含义》)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目前正面临着一系列独特问题与严峻挑战,需要通过对城市经济体系进行韧性与低碳重构才能解决。
  B.对城市经济体系进行韧性与低碳重构,可以弱化中国城市化的“三高“”特征,使城市在应对自然灾害时遭受严重损失的风险降低。
  C.根据《巴黎协定》的愿景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国城市发展距离“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性”还较远。
  D.中国一直在努力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如通过国家自主贡献方式确立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积极推进城市发展转型。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章从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发展阶段存在的两方面问题入手,提出了对城市经济体系进行韧性与低碳重构的必要性。
  B.基于国家自主贡献的立场,文章提出了“既要气候适应、提高城市韧性,又要低碳发展,减缓气候变化”的具体建议。
  C.文章先提出了生态文明范式下的城市体系重构的必要性,然后指出了它的发展方向,进而从理论和应用两个层面论述了如何重构。
  D.文章引用《巴黎协定》愿景及联合国可持续性目标,论述了中国为什么及怎样重构以韧性和低碳为导向的城市体系。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阶段的中国城市的高脆
  ……
  王建光作品精选精练
  中华文明非常重视以史为鉴及其古为今用之功。诸种正史、大量野史等著作的形成也大都有此动机。所以当君臣就一些事议而不决或难决之时,或帝王的决策不合臣意或不合时务时,饱读经史的大臣往往会想到并引用历史之事、前朝处理同类事务的惯例以作参考或直接仿效。三皇五帝、文王周公、前代明君之事,往往是大臣们提出建议规劝帝王的凭借。在不违律令,不违儒家伦理的前提下,对前朝惯例的借鉴或采用就有着道德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前朝成功的惯例,尤其是前朝明君的言行方式,对同类问题的处理,具有正面的引导意义。借鉴历史的, 力量以及前代帝王尤其是有作为的帝王对同类事务的处理办法,来表达观点、制约帝王或影响朝廷决策,有时极为有效。如唐贞观二十年,太宗于寝殿侧别置一院,以令太子居,绝不令往东宫,时褚遂良即上书规劝,要太宗“远览殷、周,近遵汉、魏”之举,后“太宗从之”(《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
  明武宗死后,因其无子,大学士杨廷和以遗诏迎武宗之叔父兴献王的儿子继位为明世宗。随后世宗即面临一个如何尊称孝宗、武宗及生身父母的“大仪”问题。大臣们各引其据,有引“汉哀帝、宋英宗二案为据”、有引“文帝则以弟继,宣帝则以兄孙继”之事以提出建议。明代舒芬曾上疏武宗皇帝,反对“畋游无度”,其立论之一即“自古万乘之重”和“古帝王所以巡狩”应该如何之类。
  在许多时候,社会舆论也会对帝王造成一定的压力。尤其对于那些有作为的或有理想的帝王而言,更是如此。当然封建时代的舆论主要还是“路人之议”或“庶人之议”,舆论的形成仍然是以儒家的家国天下、明君廉臣思想为基础而建构的。因为那些具有谣言性质的舆论最终可能会有损帝王的合法性,会被反对者或政敌所利用,所以大臣也会以防不良舆论之由而规劝帝王要避免社会大众的舆论压力,帝王也往往会忌惮于可能的舆论压力,有时也会改变自己决定的事。
  当然,也有不在意舆论者。唐永徽六年,高宗将废皇后王氏,立昭仪武氏为皇后,时韩瑗上书,高宗不仅没有采纳此建议,而且更无惧“四海之士”的惕然。韩瑗后为褚遂良辩护,又引“微子去之而殷国以亡,张华不死而纲纪不乱”之事,不仅未果,反而被左迁振州刺史。
  虽然儒家反对怪力乱神,但由于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在其政治文化中仍然有着对神灵、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并把这种敬畏精神融入政治伦理之中。由于一方面有着“天何言哉”的自然定位,另一方面又认为王道之政都是“以君随天”的道德假设,所以自然界的异象,诸如地震山崩、河水断流、慧星见于东方之类,更容易被大臣、文人、术士等加以伦理的附会,引申出自然对世事的态度,以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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