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2360字。
以《窦娥冤》为例谈关汉卿杂剧所揭示的人性之恶
高建军
    长期以来，人们分析关汉卿及其作品都是运用社会学，甚至是庸俗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的。认为，关汉卿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内容都是以元代的社会现实为背景和蓝本的。此种分析方法固然有其合理的方面，但熟极而俗，也使关汉卿的作品研究陷入简单化和对号入座的粗浅模式之中。不论关汉卿作品中出现什么样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只须将之与元朝的社会现实一套，立马就能得出一个似乎能自圆其说，又貌似公允深刻的所谓结论来。这样做，简便、实用、省事，但实际上却粗陋、肤浅、偷懒，而且――媚俗。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分析方法使关剧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大大降低，等于说，关剧充其量也就是形象生动地图解了元代社会而已。而在笔者看来，关汉卿之所以伟大，并不是（或恰恰不是）因为他对元代社会生活的充分反映，相反，而是他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元代具体的社会现实，塑造表现了人类所共有和普遍具有的人物形象和人性本质。这些人物形象和人性本质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具有典型意义。它们鲜明独特的艺术价值在整个人类社会的艺术长廊中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也就是说，关汉卿创作的是一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如果单单是元代社会的图解，那么时过境迁，关汉卿及其作品恐怕早已被时间的长河淘洗掉了。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是描写人类普遍的人性的，而非某一个朝代某一个国家的人性。关剧的伟大之处即在此。
    同样，在我们分析关剧中的恶人形象时，也应注意到这个问题。即，关汉卿所塑造的那些恶人形象，并不全是如大多数论者所说的那样，是元代凶残、荒淫、横暴的统治者的象征。如照此结论分析，关剧中的许多地方根本解释不通。因为，既然象鲁斋郞、葛彪、桃杌、贾虚、杨衙内等是元代统治者的象征，那么与鲁斋郞等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包拯、钱大尹、窦天章、白士中、韩廷干等是不是元代统治者的象征呢？况且，在《窦娥冤》中，窦天章作为汉人，居然科举高中，做了大官，这是根本不符合元代社会现实的，又作何解释呢？对于此种明摆着的矛盾，那些持“元代社会反映论”者习惯于视而不见。所以，我认为在分析关汉卿所塑造的恶人形象时，最好不用社会学方法，而是用人性论的方法。关汉卿是借这些人物形象写出了存在于人性之中的普遍之恶。而关剧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具有元代社会特征的制度之恶的成分只起辅助作用。或者换句话说，元代社会的制度之恶助长了人物形象之中的人性之恶，起根本作用的还是人性之恶。
    以《窦娥冤》为例，剧中的恶人张驴儿，实际上与蔡婆和窦娥处于同一个社会阶层中，而且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甚至还不如蔡婆。因为蔡婆还能放高利贷，而张驴儿却几乎近于无业游民。在张驴儿身上，我看不到一点他属于元代压迫阶层的蛛丝马迹。相反，蔡婆放高利贷逼窦天章、逼赛卢医，倒有点压迫阶级的特征。那么，按那些“元代社会反映论”者的观点，哪有社会地位低于蔡婆的张驴儿去压迫欺负蔡婆的道理？另外就是上面提到的，作为汉人的窦天章决不会在元代社会科举高中，做大官。
   再说桃杌，象他这样的贪官污吏，其实不独元代有，历朝历代都会有。况且在桃